在2016年初的一轮呼吸道感染高峰中，上海各大医院的儿科诊室人满为患，排队时间甚至长达6个小时。

在儿科看病难的背后，儿科招生难、医护人员大量流失、儿科规模被压缩等问题也浮出水面。在全国两会上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徐钧健递交提案，建议应当保证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，可以由政府来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，或者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。

徐钧健认为，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作为服务主体的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社会预期，医护人员专业服务技术的劳动价值未能得到客观认同。

“这种劳动价值的扭曲，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偿，像大量增加医疗器械、药品使用，如增加各种检查等等。”徐钧健分析，像儿科这样主要依靠技术性劳动提供服务的科室，劳动价值扭曲的表现就是儿科医生工作辛苦却收入低，吸引力的丧失必然造成儿科招生难，医护人员大量流失。而且，儿科的经济效益始终垫底，在一些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下，儿科规模被压缩到极点。

徐钧健在提案中建议，应当提高儿科医护人员收入水平。他还给出了两个具体的方案：第一个方案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儿科医生收入的水平线，在综合、客观评价国内各行业收入平均线基础上，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，在儿科医疗服务市场化运作收益不足以维持这一基准的，由政府财政对人头费进行补偿;第二个方案是在收支两条线的框架下，参照公务人员分配办法，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+20%左右绩效奖励的分配方式。

徐钧健认为，目前总量巨大的医疗资源被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城市，少数中心城市的资源又被配置到少数医院，甚至更加集中配置到少数“中心”。这种过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，造成了儿科医疗需求向少数医疗机构过度集中的群体性行为，一旦遭遇大范围医疗需求，就形成了供需的严重失衡。

因此，他在提案中建议，实行“政府+市场+社会”的资源配置方式。政府投资以均衡化为原则，重点向贫困、落后医疗教育和服务机构倾斜;市场投资以效益化为原则，向高效、专业化机构集聚;鼓励社会慈善投资向公益性机构集聚。

同时，徐钧健坦言，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和不断前移的学前教育，加剧了家庭对儿童健康的非理性关注，诱发了全民的过度医疗行为。“不该用药的，坚持要用药;应该少用药的，一定要多用药;只需家庭护理的，一定要去医院。”徐钧健认为，这也造成了医疗体系无法承受的潮涌式医疗需求。

他建议，针对儿科多发病、常见病预防原则、治疗方法、药物使用剂量等，制定规范、科学、合理的防治指导意见，形成(幼儿)园校、家庭、医疗机构群防群治的儿童健康维护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