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“诗者，翻译所失也”，到“林少华式村上春树”，再到“冯唐版《飞鸟集》”，翻译似乎总是一件富有争议的事情。

4月12 日，旅居瑞典华裔作家陈迈平、瑞典汉学博士陈安娜、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讲师王梦达、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参赞高锋等人做客复旦大学北欧中心，就瑞典语与中文的文学翻译展开探讨。

很显然，即便把范围限定瑞典文学，即便只是几位译者，有关翻译的优劣标准仍然众说不一。

“信达雅”还是“再创造”?

高锋曾译过《淘气包艾米尔》《夜爸爸》等获得安徒生奖的瑞典文学作品。在会上，他对中国译者翻译瑞典作品时犯下的错误深感不满：“市长”译成“社区委员会主席”、“再也不喝任何酒”译成“再也不喝烈性酒”、“点头”变成“屈膝礼”……

“翻译必须忠于作者，忠于原文。‘信’是翻译的底线。离开了这一点那叫创作，那还是翻译吗?”他引用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“信达雅”，反复强调翻译要把作者的原意传达给读者，不可偏离。

“译者理解错了，读者怎么会理解对呢?”高锋直言，如今有译者基本功不过关，亦有译者为人不老实，“以为自己比作者还高明，狂妄无知。”他甚至认为翻译其实也需要“监管”。

但对于翻译标准，不同译者已然有了不同的理解。

安娜说：“我有个翻译同行，他说中国有‘信达雅’，但现在我们不说‘雅’了，因为现代文学不一定是优雅的。”

这位同行还提及如今翻译的三个层次。第一层是“正确的层次”，即有的词必须是正确的、不容译者修改的;第二层是“等价的层次”，指有的词可以另找等义词替换，虽然字面有了变化但意思保持不变;第三层则是“混乱的层次”。这也是最具争议的层次。

“有的东西根本不能翻译出来，就要译者去创造。比如我们翻译阎连科的作品，里面有他的方言，有他在中文里创造的新词，那么我们也要在瑞典语里创造一些新词。”安娜说，“有时你(指译者)必须自己创造，要不然你就把他创造的那一部分也弄糟了。你也要聪明一点。他创造，你也要创造。”

“对于翻译，是坚持‘信达雅’还是坚持‘再创造’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。”陈迈平说，有时译者还必须考虑到读者。“我们说的‘尊重’不仅是对作者，还有读者。而且你还要考虑到文体，比如翻译戏剧时连注释都没有，是要靠导演和演员去处理。”他因此感慨，翻译不是一概而论的事情。

安娜也说，任何人问及翻译，她的回答都是“看情况，看具体情况。”

“再创造”时，译者色彩有多少?

“但任何翻译都不要自以为是。”陈迈平说，没有十全十美的译本，译者更要懂得谦卑。

“再创造”中最容易有的问题是，译者会在文本里要加入多少个人的成分?

安娜坦言，实际上读者看到的所有翻译都不是原来作者的话，“而是通过我们(译者)的口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也觉得翻译作品虽然不是独立作品，但它跟原文肯定是不一样的。”

但她也告诉澎湃新闻，即便如此，“不一样”也有不同的程度。“不应该把作者的语言写成你自己的语言。因为有的翻译作品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位翻译家翻译的，那就成为翻译家的语言，不是作家的语言，那就不好。尽管作为翻译，想不影响作品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而我的意思就是，尽量不要突出译者个人的成分，而是突出作者的成分。”谈及之前饱受争议的冯唐《飞鸟集》译本，陈迈平表示不光是冯唐一个人的问题。

“我觉得每个人的翻译都有不同的态度。我说的翻译态度基本上分为两种：一种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作者，而不是看到译者。另一种在翻译的时候，是要让读者来看自己。所以诗人陈东东曾经说有的翻译是‘杜鹃占巢’，这种翻译的态度是让别人看到自己。作者的原文像一个鸟巢，而译者占上去唱自己的歌。我是不太赞成这种态度的，那还不如你自己造一个巢，去做原创诗人，你为什么要搞翻译呢?”

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版《红高粱》

翻译这门遗憾的艺术

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·伊·加塞特在《翻译的悲惨和荣耀》一文中曾说“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”。因为原文里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联想，而这种联想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。

“你翻译得再好，总有一些东西是翻译不出来的。”对翻译的“悲惨”，安娜深有体会。

而除了文本语言的缘故，读者本身也令翻译变得“不可能”。安娜举例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：“中国读者第一次看这个小说，觉得里面的性描写很刺激啊，是一种突破。可是翻译成瑞典语给瑞典人看，他们觉得没什么暴露的啊。这是一个写得很漂亮的作品，但中国人觉得很特殊的东西，并不能被瑞典人感知。”

还有一次，安娜主持一场读《红楼梦》瑞典文译本的读书会。参加这个会的瑞典人都知道那是中国文学的经典。可他们无一例外地向安娜坦言：好几次想看，可看了头几章就看不下去了。“他们说什么花、石头、眼泪的，看不下去啊。”

王梦达也坦言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。每每译完一本书，她都不想再看。“因为看一次就想改一次，觉得永远都改不完。”

而有时候，翻译还因时代局限而留有遗憾。比如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提拉米苏，在五六十年代却没有这样的中文译法。

她还觉得可惜的是，对于一些名人传记，读者们只看内容和故事，用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为了赶进度，有的出版社会把一部作品分给十个人去翻译，前后出入很大，可读者也不是很计较。“很多作品，是很可惜的。”

为什么要做文学翻译?

可是，即便知道翻译很难，还是有人去做了。安娜说，这就是加塞特所谓翻译的荣耀的地方——人们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在这么一件不可能的事里，陈迈平对严肃文学的翻译情有独钟。他坦言做文学翻译，必定先喜欢文学、热爱文学，才肯在这上面花功夫。

“你若不爱文学，我劝你别干这个。”他说，“你可以做商业翻译。但做文学翻译，基本是不能维持生计的。”

他和安娜都是从业余翻译做起。“安娜出了近50本翻译，一直到最近，她还有全职工作。把翻译当成饭碗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得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，然后可以做些比较自由的事情。”

陈迈平从十几岁开始喜欢文学，自己也爱写小说、剧本。“我敢翻译，并不是因为我在瑞典住了二十年，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比较有信心。”

他对在场的瑞典语学生说，若要做文学翻译，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中文水平。“你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学修养。比如我说《高老头》，你会马上联想到谁?巴尔扎克还写了什么?你一定要有文学修养，你一定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。”

而安娜做翻译，更多是源于“想要分享”。她在斯德哥尔摩国立图书馆工作，要帮读者找书，发现好书的时候就迫切希望可以翻译出来让更多瑞典人看到。她甚至找过出版社说可以做义务翻译，“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为了分享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希望别人也能看到。”